游走在“走鬼”和“流動小販”之間的他們，有望在深圳“轉正”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陳熊海

從去年開始，每到晚上7點，在深圳華為地鐵站附近，阿兵便支起自己的“潮味牛雜”攤。

出入地鐵站的人，有不少來自附近的產業園。

【資料圖】

阿兵的牛雜攤 陳熊海攝

地鐵口旁，是號稱深圳“學歷最高”的城中村——馬蹄山村，這里因吸引了大量產業工人居住而聞名。

產業園和城中村，是阿兵選擇開攤的目標。

高新科技企業與城中村交錯，是深圳的一道風景。在深圳的關內和關外，不少地方到了夜間，就充滿了淄博的氣息。

這樣的氣息，一直延續到凌晨2-3點。

這些攤主，他們游走在“走鬼”和“流動小販”的稱謂之間，盡管他們為城市的各個階層的人群，提供了極具性價比的夜生活空間，但至今還沒有正式的“身份”。

深圳五和地鐵站旁人行道上的夜市攤 陳熊海攝

好消息是，5月4日，深圳新修訂《深圳經濟特區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簡稱《條例》）中，一改對原路邊攤“一禁了之”的做法。變成了允許街道辦根據方便群眾、布局合理、監管有序的原則，劃定攤販經營場所。

條例計劃從今年9月1日實施，也就是說那之后，阿兵他們存在就有了政策依據。

擺攤已成“紅海”

深圳五和地鐵站，5號線和10號線交匯。這兩條地鐵線，串起深圳六個行政區。特別是5號線首尾均與2號線銜接，這兩條線也組成了一條深圳的地鐵環線。因此，這里稱得上四通八達。

在五和地鐵站附近擺攤賣煎餃的阿華發現，和去年相比，今年地攤爆炸式增長，去年只有二三十家，今年最多時有將近百家。在人行道上，排成足足兩列。

2020年，深圳地鐵10號線開通之際，五和地鐵站附近的主干道修葺一新，人行道變得更寬敞，還增加了非機動車道，如今，這里成為攤販集中的場所。

占據了人行道的眾多夜市攤 陳熊海攝

阿華是外來打工人，住在旁邊的城中村，之前是普通的上班族，今年過年后，加入擺攤隊伍。

“擺攤時間更自由一些，再加上今年工作不好找，擺攤收入還行，就想試試。”她說。

時代周報記者走訪深圳多處區域發現，今年以來，地攤數量增加成為普遍現象。

阿兵來自汕尾陸豐，進城打工多年。

有過三四年擺攤經歷的阿兵，也有這樣的感受，他說去年，馬蹄山村只有5-6家地攤，今年最多的時候，有將近40家。

阿兵和阿華等不少攤主認為，今年以來，大家消費需求變得旺盛，再加上就業崗位有限、廉價消費興起。尤其是今年淄博燒烤熱潮席卷后，大眾對性價比變得敏感，因此催化了地攤生長。

“地攤是一種非正規就業現象，”長期關注非正規就業與城市公共空間治理的中山大學黃耿志教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地攤與城市化這一主題高度相關，城市無法為大量涌入的移民提供與其技能相匹配的充足正式就業崗位，而地攤，成為易進入、低門檻的就業機會，同時，也給了打工人業余時間多一個賺錢的選擇。

對于擺攤來說，阿兵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地攤流動性挺大，很多人來了又走了，只有我一直守在這里。整條街上就我一家賣牛雜，很多都是老顧客。”阿兵說。

今年，馬蹄山村的夜市攤數量快速增長 陳熊海攝

在這里賣牛雜，目前看來是個較為穩定的生意。一晚上，阿兵的收入有一千多元。

阿兵的旁邊，是一家賣鐵板魷魚等燒烤制品的地攤，攤主阿偉來自揭陽，也是進城討生活的人。他說，每天賺一千多，夠一家老小的開支了。

刨去成本，月入過萬，擺攤對不少來深圳打工的人，是個有吸引力的工作。

不過，阿兵覺得，如今擺攤的人多了，讓這個群體也內卷起來，“錢也沒那么好賺了，有幾日收入甚至比去年還低。”

溫暖打工人的地攤

一入夜，深圳不少背街小巷，便躁動起來。白日見不到的地攤，紛紛從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竄出。

時代周報記者走訪發現，深圳地攤比較集中的地方大多聚集在關外，尤其是城中村和工業園區附近。相比之下，中心城區和CBD區域的地攤，明顯偏少，甚至沒有。

“有人專門從福田（深圳中心城區）到五和這來擺攤，因為中心城區不讓擺。”一位在五和擺攤賣了十幾年肉夾饃的李大姐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五和地鐵站旁，有人正在售賣毛絨玩具 陳熊海攝

密集的城中村和工業園區，是地攤背后，這座城市的底色。

根據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楊鎮源的研究，深圳城中村農民房或私人自建房超過35萬棟，總建筑面積高達1.2億平方米，占深圳住房總量的49%。該項研究提到，根據深圳鏈家研究院的長期監測，深圳城中村居住約有1200萬人。

阿兵、阿華、阿偉擺攤的區域，都是典型的城中村聚集區。

離馬蹄山村數公里處的深圳亞蓮好時達廠區門口，十幾家地攤形成的聚集區，則體現出工業園區產業工人的需求。

工廠門口的地攤，不少人下夜班后過來購買食品 陳熊海攝

這里，馬路空曠，附近并無城中村、居民區，只有廠房、工地。

今年2月開始，阿歡在這里支了一個攤位賣檸檬茶，這家地攤也是附近售賣同類產品的唯一一家。

“附近晚上做工的人不少，有不少人下夜班之后，會到地攤上買點東西吃，”阿歡說。

阿歡和阿華一樣，今年才開始擺攤，她看了方圓幾公里許多位置，才決定擺在工廠門口。

阿歡有自己的經營訣竅。

“地鐵站附近人流集中的地方，奶茶店多，賣飲品沒有優勢。工廠門口沒有奶茶店，加上自己做得口味不差，雖然開業沒多久，但生意不錯，老顧客很多。”阿歡說。

阿歡的檸檬茶，小杯9元，大杯10元。時代周報記者走訪的幾處地攤比較集中的地方，絕大多數售賣炒粉、烤生蠔、山東煎餅、花甲粉、鹵肉卷等小吃，個別攤位售賣飲品，其它商品鮮見。

這些以小吃為主的地攤，價錢幾元至二十余元不等，這為夜間的打工人，提供了一處能果腹的廉價消費去處，也讓他們在單調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絲慰藉。

“地攤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多方面的，”黃耿志表示，地攤提供的便利、性價比高的商品，有效降低了城市生活成本，塑造了都市生活的煙火氣，增加了城市的溫度、包容度和多樣性。

他同時指出，地攤也是一種文化空間。比如車尾箱市集，與互聯網平臺相結合，成為許多市民消遣娛樂的地方，有些甚至成為網紅打卡點。

深圳寶安西鄉鹽田村的夜市一條街，已經成為了一個網紅打卡點。

鹽田村夜市街，摩肩接踵 陳熊海攝

然而這個群體，大多缺少身份認同感。有時候，他們甚至認為自己“見不得光”。

城市中的地攤，能否好好的

許多攤主都提到一個情況：晚上9點之前，擺攤者會經常受到執法人員的驅趕，在那之后，出來擺攤的人會更多。

“我們也希望規范管理，寧愿交一點攤位費、衛生費，也不想被驅趕，”阿偉說。

目前夜市攤因無法在城市公共空間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不僅擺攤者不樂意，城市環境也受到了不少影響。

凌晨1點多，夜市攤逐漸散去，留下了不少垃圾 陳熊海攝

據時代周報記者觀察，今年以來，深圳地攤的爆炸式增長與城市公共空間秩序產生了較為強烈的矛盾。

擺攤者離開后，部分路段一片狼藉，垃圾隨意扔放，地面也積累了不少油污。而擺攤集中處，往往吸引了不少消費人群，車輛違停現象隨之變得普遍。

但越來越多的夜市攤興起，使得政策制定者對地攤的管理開始由堵變疏。

5月4日，新修訂的《條例》經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擬于今年9月1日起實施。

在原《條例》“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兩側、人行天橋、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場所堆放物品、擺攤設點、銷售商品”的基礎上，允許街道辦根據方便群眾、布局合理、監管有序的原則，劃定攤販經營場所。

夜市攤旁違停的車輛占據了公交站 陳熊海攝

這一政策，并不是個例。

早在2022年9月，上海就修訂《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解禁路邊攤。蘭州也在今年5月1日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外擺經營的指導意見（試行）》，對外擺區域、個人設攤行為進行規范。

廣州，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流動攤販治理的疏導區模式———在城市某些地段劃出一定的空間給予攤販經營，從而實現正規化管理。這是一項積極的包容式治理模式。

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政策制定者，改變對地攤的態度，這樣的舉措仍有一定標志性意義。因此，消息發布后，迅速登上微博熱搜。

賣魷魚燒烤的阿偉直言，“感覺是受到了淄博刺激。”在阿偉的邏輯里，淄博的成功經驗是當地政府對商家戶外擺攤的包容和有效引導。

黃耿志認為，由于沒有規定的、合適的擺賣空間，亂擺賣、亂停車、垃圾亂丟亂放的問題很難避免。如果有了合法合規的擺賣空間，而且經營者對擺賣負主體責任，違規經營和行為會受到處罰，相關問題自然會解決。

“《條例》只進行了原則性規定，重點在于有條件允許擺攤，出臺實施細則，做好規劃布局、加強管理。”黃耿志表示。

他認為，在規劃布局方面，可以借鑒新加坡經驗。他表示，新加坡共規劃了126處“小販中心”，這是商業網點的組成部分，在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務的同時，成為居民的公共交往空間。

五和附近的人行道上，一處書攤較為顯眼 陳熊海攝

在管理方面，黃耿志說，可以考慮分類發放牌照，實行分區、定時、定點管理，比如區別食品類和非食品類攤位，在不同區域進行差異化管理，實行“違規記分制”等。

同時，黃耿志也強調，要充分考慮非正規就業的運作規律，不能簡單套用正規就業的方式管理地攤。

阿華則擔心，一旦政府劃定擺攤區域，自己的生意可能會受到影響。

“像五和大道的人行道是主干道，大概率屬于重點區域，不讓擺攤。我就住在附近，到時候又不知道去哪里好。”

（阿兵、阿華、阿偉、阿歡、李大姐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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